歷經魏晉南北朝四百年的亂世後，隋文帝李堅終於取得天下，中國再度進入統一的時代。從隋到五代，將近四百年的時間，延續了前代儒、佛、道三家互相競爭的局面，儒學在其中有消有長，最終在佛、道兩教的刺激下，蘊蓄了復興的力量。

一、隋代儒學的發展
隋代由於皇室信奉佛教，儒學的地位並不高。隋文帝多次下詔提倡儒家的禮義教化，其實只是將儒學作為鞏固皇位正當性和治理政事的輔助工具而已。同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儒學內部也有不利於自身發展的因素：一是對儒家經典義理的解釋眾說紛紜，南北各方儒者的意見相持不下，沒有一個清楚或完善的經義注解；二是當時奉行儒家學說的部分儒者，行為鄙俗不雅，把儒學當作求名求利的工具，因此儒學越發不為人所看中；三是不但注解儒家經典的注文繁瑣，流於堆砌文詞，儒者又不能身體力行儒學向來強調的道德修養與仁德之政，使得儒學與現實情況脫鉤。不管從外在與內部來看，隋朝的儒學風氣確是低靡不振。

在這樣佛教鼎盛、儒學衰落的情況下，王通以復興儒學為己任，率先從政治和個人修養等角度，重新肯定儒家傳統的「仁義禮樂」之學，分析了儒、佛、道三教之間的異同，認為佛、道最後可以歸宗於儒家，提出「三教可一」的觀點，並對儒家的心性學說有了初步的探討，這些觀點和問題的提出，為後來儒學的振興作了準備，這是王通對儒學發展作出的歷史貢獻。

二、唐代儒學的發展
唐代初期的儒者首要解決的問題，就是如何消解南北儒學長久以來的差異和紛爭，以及儒家如何與盛行的佛、道兩教匹敵，取得領先或是平等地位。

儒家學說向來是各朝皇帝治理國政、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要理論根據，唐代也是將儒學作為治理天下的學問依據，因此唐代初期對儒學大力提倡，透過提拔各方優秀的儒者來共同研討儒家經典的奧義，並將儒家經學的理論和處理政事的實務結合起來，以及科考以經取士等方法，為之前侷限於章句訓詁、雕琢文詞來注解經書的儒學與現實接上軌道，逐漸地恢復了儒學的生命力，形成三教鼎立的局面，此時最重要的是《五經正義》的完成。

唐代統一初期，儒學仍然存在南北儒學典籍版本不一、注釋分歧的問題，唐太宗便下令孔穎達修訂五經，編成《五經正義》，作為科舉明經科考試依據的定本。《五經正義》的完成，一方面雖然消解了南北儒學之間版本和注釋的紛爭，一方面卻使儒學思想漸漸僵化，使得當時士人多半只是為了仕進而研讀五經，單單只從字句、文辭上解讀經文意義，而不能理解經文有可以成為人生修養的指導的深層意涵，因此儒學此時雖然被定為官學，得到相當的重視，卻只是經學上的繁榮，儒家真正的精神還沒有被開展出來。部份儒者有感於此，除了針對《五經正義》疏解的內容提出糾正以外，也試圖以自己的體會賦予經典新意，於是從武后開始，漸漸形成了疑經、改經的風潮，到了代宗這股風潮大為興盛，士人解經大多各憑己意，不再恪守《五經正義》的說法，中唐時期儒學的復興運動於此漸漸成型。

歷經了安史之亂後，中唐國勢盛極而衰，儒家學者在社會環境的劇變下，重新回到儒家經典去尋找興國治弊的答案，思考社會動盪的原因，力圖找出穩定社會秩序、強化倫理綱常的方法，儒學的精神因此也得到復興。

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有韓愈、李ㄠˊ﹔ao翱、柳宗元、劉禹錫等人。韓愈主要的論述在排斥佛老、建立儒家道統；韓愈從社會經濟和政治種族等角度，來說明盛行的佛老學說對於現實生活的害處，並自許為儒家道統的接班人，致力於發揚儒家學說；韓愈的主張對於佛老並不是有力的打擊，因為他尚不能針對佛老內部的哲理給出有力的反駁，但是韓愈的行動很能表現出儒家精神。與韓愈交情頗深的李翱，則能闡明儒家學說來回應佛老，他在〈復性書〉一文中，藉由儒家經典《中庸》、《易傳》、《大學》等內容的說明來提出自己對人的性情、修養工夫等見解，已經觸及宋代理學問題的核心，可說是宋明理學的先驅；至於柳宗元、劉禹錫等人，則以援佛入儒、統合儒釋等方法來重新探討儒家學說，這些都是中唐時期儒者面對社會、政治的紛亂，試圖發揚儒學精神以穩定亂象的嘗試，這也是儒學歷經了幾百年與佛、道相爭相融的相對性衰頹後，再次閃耀出的光芒。

三、五代儒學的發展
中唐時期的儒學雖然有復興的跡象，但是受到唐朝國勢衰亡、社會動亂的影響，儒學的復興再度停滯。唐亡之後的五代（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）十國（五代時期先後建立的政權，有：吳、南唐、吳越、楚、閩、南漢、前蜀、後蜀、南平、北漢等），中土再度進入分裂的局面，戰亂造成經濟、文化各方面的破壞，儒家學說雖然還是國政的基本依據，但是對社會、政治的影響力已經大大降低。這個時期也有部分政權，例如：後唐、後周都採取了一些恢復儒學的措施，提倡文治，興辦教育，對儒學相當重視，使儒學的傳統不至於中斷。另外，除了官方的提倡，民間私人講學的風氣也很盛行，培育了不少的儒學人才，這都成為宋代儒學興發的重要養分，因此這個時期雖然沒有產生有名的大儒者，但是儒學在五代所扮演的角色和其中的變化，還是值得我們注意。

隋唐五代的儒學發展，總的來看有幾點特色：一是這時期儒學的發展相對於秦漢而言，是處於低潮的，這主要是因為受到佛、道兩教的衝擊，以及儒家內部對經典的理解有了侷限；二是雖然儒學一直處於和佛、道相斥相融的狀態，但是儒學仍然作為治國的根本理念而被重視；三是隋唐五代的儒學著重在現實社會、政治上的「應用」，對於儒家精神層面的發揮較有限；四是對於儒家經典的詮釋，不再定於一尊，有更多元的解經方法；五是隋唐五代時期的儒學，主要還是在與佛、道的相互刺激中不斷變化、發展。經歷過隋唐五代，在佛道盛行、社會變遷影響下的儒學，積聚了豐厚的內涵，遂開啟了宋代理學的新視野。

撰稿人：連育平